Activism – NGO 推進器

社運組織與行動者 How Organizations Develop Activists

上週報名了這個免費的線上研討會: Build more powerful campaigns with social science (招認：但還是晃點沒參加，而是透過主辦單位寄來會後的整理資料和錄影，片片段段地看了一下)，其中主講者特別提到《How Organizations Develop Activists: Civic Associations and Leadership in the 21st Century 》好奇地翻讀了一下此書。

美國政治學學者 Hahrie Han 從一個簡單而重要的疑問："為何這些民間組織比那些民間組織更能成功地召喚民眾的參與、持續讓參與者保持動能？" 開啟了她這番實證研究計畫的旅程。如果上述問題拿來詢問路過行人，以我這種大眾常民智慧，大概不出：因為那些組織資源豐厚有錢能使推磨、有明星名流網紅站台、具超凡個人魅力的領袖……之類的答案。這種鄉民答案雖不算錯，但並非唯一的解釋。 Hahrie Han 花了二年多訪問、實地參與近身觀察美國各式議題的民間組織想要了解為何其中有些交出成功亮眼的成績單有些則是慘淡經營。

呼應著 webinar 主題 Build more powerful campaigns with social science，我覺得 How Organizations Develop Activists 一書的亮點不只是它提出的結論見解，其進行假設推斷與檢驗的研究過程也非常有意思，這種學院派研究能貼近社會運動組織的現實，不至流於意識型態主觀猜測的窠臼，而有著細緻的證據推理為據，讀起來不只社運組織人士受用，相信也能讓學者同儕得到不少研究啟發。考量到本站假想讀者群為實務社運工作者，故以下的介紹就著重 NGOers 相對受用的重點整理。

作者將參與投入模式 Models of engagement ，或曰行動者 activists 分為三種類型：1.) lone wolf 孤狼；2.)mobilizer 動員者；3.) organizer 組織者。相較於後兩者，孤狼型的社運行動者傾向運用資訊如法律信念、公共評論、各式研究來厚植力量，而動員者/組織者則偏重於「人」，例如人脈的開拓、人際關係的建立厚實來壯大力量。下圖第一章 1–1 表格截圖，即對此三類社運行動者的策略與溝通模式作了一番比較。

孤狼行動者較易辨識，那麼同樣以「人」為重心的動員者和組織者之間又有什麼差異呢？Han 認為動員者偏向追求會員或被動員者數量的最大化，而組織者則偏重「參與質量」的深化，也就是如何把吸引過來的人能進一步地留下且慢慢地擔任起更進階更核心的任務，不只是充人場舉旗子而已。

動員者/ 組織者

Han 的研究假設：能成功地召喚民眾的參與、持續讓參與者保持動能的民間組織關鍵點乃在投入模式的差異。其研究模型設計中，挑選二個全國型的 NGO 組織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Doctors, People for the Environment 旗下地方分會為研究對象 (二者為真實存在的美國非營利組織，但本研究並未直接揭露該組織與相關人員，以化名代之)。NAD 宗旨在於鼓勵更多的醫學生和醫生能一起加入健康公衛醫療改革的政策倡議，PFE 則是試圖讓更多公民能關心投入環境議題。為了減少過多因子變數的不確定性，研究模型不是直接以此二個 NGO 來做個案比較研究，而以同一個組織的地區分會的表現，以及不同議題和不同成員屬性的公民組織等兩大控制組合，來觀察辨識就造成功 NGO (分會)經營的條件/原因。

一般民眾會投入參加某 NGO 的動機，不外乎為：

Purposive motivations 刻意目的，例如期望能達成一特定的政策目標。
Solidary motivations 休戚與共，以獲取社群歸屬的滿足感與人際網絡。
Material motivations 物質考量，即爭取得個人自己有幫助的利益。

Han 認為組織者與動員者最大的不同在於後者為了追求 NGO 支持者志工人數的最大化，並不會好好地區分其參與動機。這種被 Han 稱之為" Transactional Activism " 取向的 NGO 無法依照民眾各自不同的興趣狀況提供強化訓練進一步將外圍支持者轉化為「進階幹部」，旗下的志工/支持者也無從在此集中化的權力架構下取得更積極投入的管道和機會，多半僅擔任零碎式替代性高容易完成的雜役工作。組織者則會裁培、提昇志工的興趣能力，重視人際網絡和共同體的建立，透過策略規劃搤助資源對「人才人力」進行高強度的訓練與實作擔當。但 Mobilizing /Organizing 兩者之間並不是互斥的方法，Han 發現成員積極投入、工作成果亮眼的 NGO 更能從容悠游地運用不同層次的投入模式，有利於 NGO 的中長程持續成長；表現不佳的 NGO 則傾向於單一型的操作，雖然其偶有佳作在特殊非常態狀況能還應付短期臨時大動員，但更多的反而是活動高峯後的疲乏消沈。

從另一個角度觀察，如果 NGO 能有意識事先已大至規劃好依情勢判斷何種投入模式為宜，當然會比光靠擲骰子的運氣具有更大贏面機率。因此本書的重點除細緻深入地比較動員型、組織型的操作差異外，也從 NGO 本身的成員人口學資訊、權力決策架構、策略規劃與投入行動模式的抉擇等變數來探討 NGO 如何開發栽培行動者(How Organizations Develop Activists)。

從成員到領導者

如果 NGO 成功最主要的關鍵在於如何讓成員保持有效參與動能、在於如何轉化深化參與者的動機與投入的能力，也可說 NGO 公民組織在強化當代社會的民主參與和市民社會活力上，扮演了把公民訓練、教育成為一名行動者的重要任務。

左圖的「行動者金字塔」，底層的是僅是被動動員來拍手群眾還稱不上為「行動者」。公民成為「行動者」的邊界在於其願意主動地撥出自己的時間來投入某項議題，雖然此一層級的行動可能僅是很簡化程度的連署簽名或社交平台轉貼等動作。越往上層的行動者，需要投入的時間心力越多，最上位的領導者需要擔當更大的決策責任，其任務不只是對於行動的結果要負起一定的責任，還包括了培養其它行動者成為帶頭者的重任(leadership development)。

沒有人天生下來就是反骨的社會運動者，同樣地領導者也不光憑基因。市場上汗牛充斥許多私人企業領導管理學大眾暢銷書，但在非營利組織的領域中關於領導學的討論卻非常貧乏。Han 認為所謂組織者的重心就是在不斷的人際關係上對潛在的行動者進行辨識、招募、訓練等開發工作，在擴大人力庫名單的同時，也必須從名單中外圍疏遠的新人慢慢地雕磨養成中上層幹部，甚致是引領 NGO 繼續前進的領頭者。故對社會運動組織而言， Leader 的定義不是叱吒風雲卓然不群高高在上的頭兒，更是以運動目標與組織發展為念，願意把時間與資源分配給新進的共事伙伴，幫助他/她們強化自身技能知識與判斷力等行動者必備條件，以期最終能成為一名" organizer/leader"。

讀到本書對於行動者投入模式的分類時，心中不免一陣苦笑，想必自己當是孤狼一匹的行動者，但也只能是孤狼吧？雖然本書掛著學院派研究經費支持不免在討論研究方法模型設計上有點枯橾，但大部份章節的鋪陳組成是採其田野一手觀察或是對 NGO 工作者訪談的重新敍事化整理，就好像在讀不同個性的 NGOers 日常工作記錄報導。高度推薦本書給台灣 NGO，尤其是策略規劃、資源配置、人力培育的反省和借鏡。在數位工具(可能相對)大量減輕了 NGO 工作者進行動員任務的負擔後，是時候來認真地看待 organizing 或其它的發展策略了吧。

站內相關資源整理回顧

原透過 Revue 電子報服務每月推送一次的電子報，已於九月底停刊。在還沒有找到其它好玩的實驗場之前，就先讓電子報一事劃下句點。至於沒什麼活力人氣的 TWNGO slack 安靜聊天室，則讓它繼續好死不死的留存吧。

Analytic Activism 數據分析與行動主義

今年三月初由衛報與紐時等「老牌正派」主流媒體報導了劍橋分析利用臉書用戶大數據進行中立搖擺選民辨識區隔，並進一步以不同人格特質的心理學模擬能打動鎖定目標的語言操作，進行針對性有效的政治廣告投放。此大數據用戶資料被利用作更準確的商業廣告投放、政治語言行銷早已不是獨家祕笈。倒是臉書全球滲透率佔前排的台灣，除了放送一堆外電報導，絕大臉友們依然處變不驚，亦未聞本地公民組織或政府單位意識到自身需有何因應作為，深深感佩吾國人民上下一致頑強堅毅的韌性。

近年觀察台灣公民團體 NGO/NPO 對臉書拜倒臣服的高度依賴，姑且不從資料自主性、平台治理透明度、市場公平競爭等角度批判此獨大壟斷現象的風險，我還蠻好奇：既然吾輩如此無掛無礙地擁抱寄生於此封閉商業花園，那麼到底有無 NGO/NPO 就乾脆徹底地放下身段好好知彼知己，潛心研究如何擅用臉書的用戶個資全控記錄模式，將之成功地打響自身關注社會議題宣傳，更有效地促成社運目標達陣。(或曰"公益版"的劍橋分析？)

2016年美國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媒體與公共事務教授 David Karpf 出版了"Analytic Activism: Digital Listening and the New Political Strategy“，或許提供了一點討論架構，讓我們來理解(社交平台)數據利用分析與社會行動之間的關聯。

Karpf 認為所謂的”Analytic Activism”是充分利用戰法最適化決策( tactical optimization) 、電腦運算管理(computational management)、消極民主回饋(passive democratic feedback)等三種方法工具(詳見本段後方之說明)，社會行動主義具備以下三大特色：

有能力不斷地進行 A/B 測試與快速應變修正：從目標對象或某群母數當中抽取代表樣本或對照實驗組進行效度檢驗。例如網站配色用暖色還是高冷系何者訪客量為多，電子報的主旨欄或內容編排次序是否依照訂閱者不同性別年齡層或職業屬性再作分眾處理，能否明顯地提高點信率與行動轉換率，如果不見效果還可以再控制哪些變數作調整…..
「聽取」民眾心聲為優先：比起傳統社會政治運動強調爭取發言位置，analytic activism 則更側重於如何利用社交平台上用戶明示或暗示顯露的意向心聲。此部份 Karpf 試圖從用語稍翻轉大多數社會文化學者所批判的網路産業的巨量個資監控，替之以「我們聽到了你的心聲」之軟性觀察，以解除對象防備，甚致可以進一步地爭取支持。故社交平台的優勢利多不是創造更積極公平的對話機會與場合，而社運組織可利用來「聽取(潛在、隱性)支持者」（aka:收集掌握潛在可吸引的群眾對象的個人社會圖譜 social profiling)，以便進一步研擬制定出符合欲打動對象的中在「不知不覺」中被感動的文宣與動員戰術。
規模數量的重要：正因為大型網路平台提供了"可貴的"輿情資訊，且還不是一般菜市場街口輿情而是分眾化針對性偏好的讀者資料。要能成功地利用前二項要件—不斷從各種假設對照組之間進行測試以及收集讀者意向。舉個簡單例子，如果貴單位的電子報訂戶約有 1000人、官網日流量500、臉書粉絲人數 5000 人，較之電子報訂戶 1百萬、官網日流量500000 次、臉書粉絲人數 500000 人的組織，前者握有的支持者數據資料當然不如後者之好用。所以 analytic activism 更適合投資在大規模的社會政治動員，在小型組織微型活動中則較難以看出以數據作差異假設的「顯著性」。

至於在網路年代中社運人士常提及的數位社會行動主義( digital activism)，Karpf 認為 digital activism 不見得都是 analytic activism，前者雖然一度曾寄望利用 ICT 數位傳播溝通科技的普及興起，讓民眾有機會跳過以往由少數人所控制的商業媒體或電信產業，以各家小劇場舞台來進行各自議題的百家爭鳴。但數位行動主義只是籠統定義為利用 ICT 工具進行的網路宣傳動員，analytic activism 還必須更進階地對讀者（欲動員對象）反應所呈現的各式數據具有掌握與分析能力，並依此發展出不同應對應用戰術且再好好利用數位平台提供的測試功能進行即時調整宣傳內容、排版布局、發佈管道等等變數。

tactical optimization：透過可以透過各種 A/B 測試找出最適最有效果的戰法，其目的在提高效率與效果。故其時效度短，特別該段期的增長幅度是否明顯提昇。
computational management ：借重電腦運算能力進行大量試驗與數據分析管理，其目的在從眾多戰法選項中快速理性評估地找最佳的策略。
passive democratic feedback：這點和之前提過的以「傾聽」為主有幾分類似，也是在各種測試中找出最佳戰法需要運用上的方法，以回饋來指引行動主義所訂定的目標方向是否偏離。

社運組織使用數位足跡資料可能會比商業營利組織面臨多一點道德倫理上的思辨質問。故傳播學訓練出身的 Karpf 也不忘「平衡報導」另一派對於科技公司掌握了黑箱演算法與數據資料本身已存有偏頗的批評。本書第三章集中討論的案例，則是美國 2008年左右歐巴馬競選時帶起來的 SumOfUs.org, Change.org, MoveOn.org 等連署資源平台。這些數位行動主義網站提供了便於操作的 A/B 版本測試，讓動員者可以不斷修正宣傳的內容形式，找到相對有效果的說服方法。而它們也會根據已連署或註冊用戶的記錄，投放其它相類似議題的連署訊息。但這些「舶來」的社會行動網站一直沒受到台灣人的青眛，不禁想起本地許多 NPO 愛用的「台灣連署資源運籌平台」 http://campaign.tw-npo.org （寫此文之際才知道它已於2年多前掛掉了。）我一直不解功能陽春版面醜陋連署平台，為何有許多台灣公民組織愛用。現今回想起來，顯然台灣 NGO/NPO 的網路動員手法只是基本按表操課：第一道放上網開放連署、第二步進行病毒式垃圾發送、第三動…..，但是對於目標對像的定位設定、子群體的對照實驗測試、語言色彩管道的針酌設計等更細緻以數據為基礎出發的動作判斷設計，則未被慎重列入考量，故台灣的數位行動主義者只需一個能在一分鐘之內搞定的線上連署案即可，至於連署之後接下要做什麼，連署者的資料要如何處理，可能發起單位沒好好想過。

故不負責的推斷，本地 NGO/NPO 對數據資料不知如何入手的困境原因之一，除受限於公民團體本身資源外，可能還存在著其支持者數據規模過小的限制。以台灣絕大多數倡議型社運團體 3~10名專職者、臉書專頁5000~30000 的程度，實不易進入數據分析模式的戰略戰法思維。台灣地小人稠，走這套 analytic activism 不見得適宜，但我們總得勇於去想像與嚐試如何超越 20 年前承襲下來的數位行動的操作手法。有興趣先從了解網路大數據與社會輿情操作者，不妨先從 OK Taiwan 之前相關活動（雖然是以政治選舉為切入）提供的參考資料，尤其從簡報： " Uses and abuses of AI in election campaigns“)入手，來一窺解數位時代企業大規模監控收集個資進行了個體描繪與心理人格解析等等運作方式。就算沒財力人力資源如政治公關或商業廣告進行更集中火力量身的輿情操縱動員，至少懂一點皮毛不至於完全任由成他者的俎上肉。

回到 TWNGO 念茲在茲老問題：台灣的 NGO/NPO 是否有能力嘗試此種以數據分析為基礎的社會行動操作？或是有能力發展出另一類論述清晰的抗抵說法與策略？前面已提部份意見，除了本地 NGO/NPO 自身資源規模限制外，不妨再來想想另外一層課題：透過社交平台即可傳聲放大進行社會群眾動員的春天恐怕早已遠去，而在這一波重創書全球形像的劍橋分析風暴中，未來想要拿取到社交平台的用戶數據進將更為困難。Karpf 不斷提醒 analytic activism 的限制，廣大受眾的開發與觸及雖然重要，但不可能完全拋棄傳統社會運動草根組織的人際連帶經營。

再看看台灣 NPO/NGO 格外倚重的臉書平台，近年 Facebook 在全球市場佈局的受挫：從 2014 年在全球網路連線資源相對缺乏國家推出的 Free Basic(internet.org) 卻在南亞印度遭致反撲挫敗；2016年英國脫歐公投與美國總統大選假新聞風暴的美國國會聽證調查；去年在部份國家試行本地新聞朋友家人圈的訊息源演算法更新、壓制排除當局不喜的少數族群清理訊息，引發從巴爾幹到中南半島遍及全球各地公民團體或數位媒體的批評對抗。回到台灣臉書則是相安無事，大家繼續乖乖地交保護費，頂多偶而有些人駡駡臉書大中華地區的主管”舔共媚匪”，鋒(風)頭一過又回去取暖。如此受制牽就此一平台，其原因是用戶不黯遊戲規則、不敢質疑挑戰其合理合宜與否，還是….。這個問題我一直想不明白，只好默默祝福台灣公民組織的社交平台經營與數位工具使用策略日益健康茁壯吧（合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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